吕思勉(1884—1957)，字诚之，汉族，江苏常州人。民国时期“史学四大家”之一，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，了解中国历史。16岁自学古史典籍。1905年起，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、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。1926年起，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、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。抗战期间，归乡闭户著书。抗战胜利后，重返光华大学。1951年院系合并后，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。 史学代表作品：《白话本国史》、《吕著中国通史》、《秦汉史》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、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等。与钱穆、陈垣、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“现代四大史学家”。
1.“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，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;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，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”
2.讲史学的人，总说历史有裨于修养，我说历史的有裨于修养，无过于看王荆公这一种人物的传记了。
3.其实中国历代的百姓，和官府都没甚关系，何况朝廷?只要当“士大夫”的少造几句谣言，就皇帝病一百年，秩序也不会乱的。
4.原来研究学问，有两种法子，其一是胪列了许多证据，以主观判断其真伪。其二是不以主观下判断，而先审查这证据的孰为可信。譬如东门失火，咱们人在西门：听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，各各不同。拣其最近情理的一种信他，是前一种法子。且不管他所说的话，谁近情，谁不近情，先去审查各个传说的人，谁是在东门眼见的，谁的说话，是素来诚实的条件，以为去取的标准，是后一种法子，把这两种法子比较起来，当然后一种更为谨严。
5.原来古代的治法，是从极少的地方做起的。所谓国家，起初都是个小部落。君主和人民，本不十分悬隔;而政治上的机关，却极完备，所以一切事务易于推行，而且易于监察，难于有弊。到后世，就大然了，一县的地方，甚或大于古代的一国，何况天子。而所设的机关，却极其疏阔。就有良法美意，也无从推行。而且专制政体的官吏，都是对于君主一个人而负责任的;君主监察所不及，就无论什么事情，都做得出来的(固然也有好的官吏，然而政治上不能只凭希望)。那么，更有什么事情能办得好;不但办不好，而且总是有弊，倒不如一事不做，还好苟且偷安(所以中国一切事情的停滞不进，和君主专制政体， 是有很深的关系的。)
6.“以先富带动后富，吾决不信也”
7.6 .外戚是一种“特殊阶级”。凡是一种特殊阶级，不到它应当灭亡的无论他怎样作恶，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，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，这是社会的觉悟，有一定的限度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
8.制度是一层层的，不管理论堆积起来的;所以愈到后世，愈不切于事实，俞不合于理论。
9.从秦汉以后，中国历史上，有一公例：“承平了数十百年，生齿渐渐地繁起来;一部分人的生活，渐渐地奢侈起来;那贫富也就渐渐地不均起来，这种现象，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酿成大乱为止。大乱过后，可以平定数十百年，往后就又是如此了。”(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的组织，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)
10.原来把科学家的眼光看起来，人是差不多的——在科学上，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，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。研究历史的目的，在于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，而观其会通。就是要把许多事情，归纳起来，得一个公例。若把儒家改制所托的话，通统认作实在，在后世，都是“欺人孤儿寡母”的操、莽，而古代忽然有个“天下为公”的尧舜，在后世，都是“彼可取而代也”的项羽，“大丈夫当如此也”的汉高，而在古代，忽然有个“非富天下”的汤，“以至仁伐至不仁”的武王。那就人的相异“如金石卉木之不同类”，就无从互相比较，无从把许多事情，归纳了而得其公例，科学的研究，根本取消了。所以这些“偶像”，不能不打破他，并不是要跟死人为难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