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庆后:“保守”的决策者

宗庆后，1945年生。1963年落户浙江舟山。娃哈哈集团董事长。

要见到宗庆后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这倒不是因为他有意的“低调”，而是他忙，真的很忙——在中国所有称得上企业家的人群里，宗庆后可能是最勤奋的一个。

一年365天，有200天的时间在市场一线奔走、考察。2002年，宗庆后曾创下了12天跑遍大半个中国的纪录。

见到他的时候，已是4个月之后了，正值他到北京参加两会。然而，在会议和各种新闻发布会的间隙，他依然见缝插针，有空就在北京的市场上巡视、调查。

沉默，温和，带着些许的浙江口音，说话不紧不慢，语言平实而朴素。即使是记者不断动用“老派”、“保守”、“独裁”等等具有挑衅性的词语，他也是抱之以温和淡定的微笑。虽然甚少高谈阔论，他的回答却有一种化繁为简、直达问题核心的尖锐。谈得多了，在他谦和恭顺的外表之下，也会微微地流露出一点深藏着的骄傲与自负。

42岁开始创业

这是一棵中国饮料行业最老的“常青树”。19年来，健力宝，乐百氏，旭日升……一个个曾经辉煌的名字，或人仰马翻，或“朱颜已改”，或昙花一现，或惨淡经营。只有娃哈哈一直稳稳当当地带队领跑，在宗庆后的不懈努力下，已成为国内饮料企业的航母和世界第五大饮料企业。在中国市场被“两乐”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虎视眈眈之时，娃哈哈所生产的产品一直牢牢占据着广大的中国市场。

宗庆后的家族曾显赫一时，祖父曾在张作霖手下当过财政部长，父亲则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员。待到解放之后，家庭变得异常贫困，父亲没有工作，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一份微薄的工资度日。1963年，初中毕业后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宗庆后去了舟山一个农场，几年后辗转于绍兴的一个茶场。再后来，大批知青相继下乡，宗庆后可以说是知青中的先遣人员了。

在海滩上挖盐，晒盐，挑盐，在茶场种茶，割稻，烧窑，那时的宗庆后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失落少年。就像任何一个年轻人，“脑袋里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”，“总想出人头地，总想做点事情”。然而，在被命运之神遗忘的农村，宗庆后一待就是足足15年。逃避灰色生活的唯一途径，就是四处找些书来看。

1978年，随着知青的大批返城，33岁的宗庆后回到杭州，在校办厂做推销员，10年里辗转于几家校办企业，依然郁郁不得志。待到他开始创业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42岁的沉默的中年男子。

42岁时还踩着三轮车，在杭州的街头巷尾叫卖棒冰和笔记本，棒冰卖一根赚一分钱。谁能够想象，这个寡言少语的中年人有一天还有功成名就至今日之地步的可能。

尽管对于娃哈哈管理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发展路径，争议不可避免地存在着，但就宗庆后个人修为而言，这近乎一个“完人”，无可指摘，勤勉敬业，生活俭朴，乐善好施，从不知道享受为何物，过着如同清教徒般的生活。正值冠盖满京华的两会期间，这位身家67亿的富豪却悄悄住在一家每天两百元的标准经济旅馆里。

精明、务实、坚韧，这些浙江商人的生命基因，在宗庆后身上都得到传承。然而，草根出生为主的浙商“散、小、乱”的遗传病，却有幸突破。因为，宗庆后是个不知满足的人，以自己独有的理解和方式，不断挑战自我，挑战所有随他奔跑的人——下属、伙伴和他的对手。

大器晚成

从创业至今，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款，到今天银行里还存着娃哈哈近40个亿的真金白银，这让宗庆后颇感自豪。在这个大谈资本运作的年代，宗庆后依旧一分钱一分钱地做着自己的实业，老派得有些“落伍”。19年来，他带领娃哈哈所创造的财富，相较股市造就的多少“纸上富贵”，坚硬、踏实得如同娃哈哈在各地的厂房、机器，沉默地矗立。

在所有的企业家中，宗庆后最推崇李嘉诚，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为“杭州的李嘉诚”。对此，他信心十足——“李嘉诚前20年的成绩，还没有我宗庆后15年做的大。”然而，造化弄人，起跑开始，宗庆后比李足足晚了23年。

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……”这句《孟子》被后人常引以励志到滥用的名言，确是宗庆后大半辈子苦难人生的真实写照。

对多数人而言，42岁已是到了被生活磨得心疲力竭、转而把人生愿望寄托到下一代的岁数了。在被命运遗弃了大半生之后，这一次宗庆后紧紧抓住了命运给予的一丝可能。像一个工作狂似的，风里来雨里去，骑着三轮车到处送货，要把过去所有耽误的时光都追回来。

这是一段异常艰辛的岁月。宗庆后刚刚承包校办工厂的时候，企业又穷又小，什么都没有，中午十来个人蒸饭吃，还受人家的气。即使如此，有了人生寄托的宗庆后工作中再没有感到过失落：“人家看不起我们，我们要自己看得起自己，而且最后要人家看得起我们。”

大半世的消磨，余下的只能以夸父追日般的付出，以弥补往日所有的遗憾和壮志未酬。

“我这一辈子都很坎坷。”回忆过去，宗庆后依旧平静：“可能，这使得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，什么东西都能够忍受，命运能给我什么机会，我就去做什么。”

40多年在社会底层卑微的生活，使得宗庆后格外珍惜社会对他的尊重和认可。他非常爱惜自己的名誉，极要面子。难以想象，2003年11月，在接受杭州市政府的300万元奖励时，早已是亿万富豪的宗庆后最后还是没能忍住眼泪。相信，这绝对不是一个朴实如宗庆后的人的作秀之举。“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赞扬，这对他来说，才是最大的荣誉。”一位员工称。

记者：您觉得您的人生价值是什么?

宗庆后：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，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。

记者：不提您现在的身家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有必要如此刻意地节俭吗?

宗庆后：做事业的时候，没有功夫去考虑这个问题。你说有钱，我能吃多少用多少?我的消费还不如我的员工呢，而且我也不太在乎。我现在就是穿得土

里吧唧的，人家也不会看轻我的，你说是不是?等你做到我这个份上，你说不定也会和我一个样。

“保守”的决策者

失败往往惊人地相似，成功却无定律可寻。纵观近20年娃哈哈的成长路径，宗庆后的高明之处在于：一方面，他对中国消费者透彻地理解和把握，并有对中国市场资源的整合能力，借此与强大的国际巨头对抗。另一方面，他选择了一条企业现代化道路，把国内其他企业甩在了脑后。

宗庆后曾戏称自己是决策管理的“感觉派”——“我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面跑市场，我相信我的个人市场感觉，这种感觉就是娃哈哈市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。”

在本土的企业家中，他是少数最早具有营销意识的人，被西方媒体称为市场网络的“编织大师”。至今，他所一手独创的“联销体”营销模式，仍然是娃哈哈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地方。如今遍布全国的80多家公司，几千个一级批发商以及数目更为庞大的二级、三级批发商和销售终端，共同筑就了娃哈哈在中国饮料行业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。

营销意识已经渗透在宗庆后生活的每个细节。在采访现场，他一边好脾气地拿着矿泉水瓶子配合一名日本记者拍照，一边不失时机地为自己的产品做起了推销：“你可以帮我们把产品推销到日本去。我的产品要比你们的便宜多了。在日本，一瓶饮料的价格大概是150日元，相当于一块多美金，就是8块多人民币。”拍完照片，又建议对方说：“可以在刊出的照片下面写上‘宗庆后希望日本人民都喝中国最好的水——娃哈哈’。”

尽管经常被概括为“农村包围城市”路线的典范，宗庆后并不认为娃哈哈那么“土”，更否认二三线城市才是娃哈哈的势力所在，“我们只是在几个最大的城市表现比‘两乐’稍差一些。现在，我们在上海的市场已经恢复了，销售量在慢慢爬起来，二月份产品一下子就卖了60万箱，而且还没有开始启动超市这一块市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