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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执行官》报道,一个公司也像一个人一样,有生老病死。运气好的,有像亚历山大那样,32岁就已经征服了所有的已知世界,也有像姜太公那样,80岁了还在钓一条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的大鱼。
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伙伴
土豆上线后才几天,IDG的高翔就找到了我。第一次见面,我们俩在上海宝莱娜的花园里聊着,聊互联网,聊土豆。从中午一直聊到了夜里,整整聊了11个半小时,各自喝了5升的啤酒。随后见了毛丞宇,杨飞,当然,还有章苏阳。
10月份,我到了北京。苏阳和杨飞在会议室里,我们聊了15分钟。
“王微,这,我们这样想,”苏阳说。
我想了想,说,“我去下厕所?”
“去吧去吧。出门转角就是。要不要我和你一块过去?”杨飞说。特别热情。
“不用不用。”
我撒了泡尿,回来,说,“那咱们就一起干了吧。”
所以我们就一起经过了后来的4轮融资,公司的和我个人的种种风波和风险,经过了金融危机,牌照危机,上市的艰险,
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决定性的时刻
2010年的8月3日,凌晨4点钟。土豆的财务团队,两个投行,两个律师所,会计公司,土豆的上市团队核心成员都在香港中环的一个办公室里。
我们熬了一周通宵,都已经精疲力尽。我缩在办公室一个极小的电话亭里,在通一个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电话。
经过几轮的提交,将近一年的据说是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持续最长久的一次上市过程,这是最后一次提交的关键时刻。但是,市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一直波动,过去的一周,由于希腊,上下大幅震荡。
“我们两个银行的建议都是推迟上市。我们觉得9月份的市场环境应该会好很多。今天不要提交。”投行在电话里说。几周下来,他也极其疲倦了。
“不,必须这个月上。必须现在提交。”我说。
最终,我把所有的资源,所有的说服力,我和土豆能调动的一切力量,都压在了那个电话上。
“好吧,但我需要和另一个投行确认下。”投行电话里说。
我挂了电话,虚脱一样地疲惫,但我知道我们已经赢了。10分钟后,团队的一
个人接完一个电话,他忍不住高举拳头叫了出来,“Wego!”
凌晨4点半,在截止时间半小时前,我们提交了报告。开始了正式的路演。到美国的第一天,碰到美国政府债券70年第一次被调低评级,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债危机持续着,路演的一周里,股市每天跷跷板般上下5%地剧烈震荡。一周里我们开了55个单独会,11个宣讲会,10个城市。8月17日,土豆上市了。我们都看到了当下的市场是多么地悲惨。
如果那一刻没挺住,那估计我们要从9月等到10月,10月等到11月,到现在还等着。
在电话亭里的那最后三分钟,是决定性的时刻。在那样的关键时刻,退了,就是一个
悲催的人生,只有挺住,全身心地押上去。必须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