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过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，再来谈成功

在台湾交换学习那半年，我常去宿舍旁的一家红豆饼摊位买小吃。我爱去的那家，是三个男人共同经营的：阿公、爸爸、儿子。阿公负责翻烤外圈，让它维持脆而不焦的口感，爸爸搅拌制作着不同的馅料：奶油、芋头、红豆，儿子正当壮年，用沉重的木勺子，把一口口馅料涂抹均匀。

买得多了，我排队时开始细细观察他们的动作配合、语言交流，甚至眼神交换。一句废话也不需要，他们就能流畅地完成一整道制作工序。这种看似浑然天成的默契，其实来得艰难。从阿公摆摊卖红豆饼起，这家店已存在了五十年，父亲接过了阿公的手艺，再把它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儿子。和他们从主顾变成朋友后，我曾发问过，会觉得闷吗？把一辈子都融进这甜食里，会不会感慨壮志未酬？

不会啊。那做事利落的年轻人答得也干脆，你看那么多人喜欢我做的红豆饼。

年轻人看着我，用带点好笑的口吻答道：一开始是会啊，觉得阿爸和阿公教我的东西很不时髦。凭什么别人都在滑板玩摇滚，我在捏红豆饼。但是后来发现，那么简单的一门手艺，居然也有很多诀窍和要点，也需要花费好多心力，那时候我才想明白，攀登每一个行业的最高峰都不容易，做最棒的红豆饼和做最牛的工程师一样，都是要非常专注才能成功的。你闻一闻，多香啊，我怎么舍得放弃。

交换学习回来后，我看到一门讲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课，一看课程介绍培养学生对西方艺术史的粗浅理解，让学生感知美、欣赏美，乃至创造美。怎么听怎么轻松，便选了它。老师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儿，教的尽是些冷僻课程。

但他的课完全出乎我意料。

大半头发都白了的老师，一上台先鞠躬，感谢我们的出席，继而转身，一言不发地在黑板上画了一条坐标线，标注出现代文艺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以及代表人物。他一路梳理文艺脉络，从高更到毕加索，从德加到塞尚，栩栩如生，细节毕现，镇住了底下一票攥着手机打算刷微博的少年。

当他语调平缓地，讲起莫奈一生对花与水的执着时，我突然意识到，窗外是春天啊。

总是很感激，遇上这些耐得住性子的人。

刚上大学时，我常常翘课，专业课上翻小说，选修课上看电影，期末考前通宵一场，就算是给这门课的最高敬意。

但与我同宿舍的女同学不一样，她把做科研作为奋斗目标，明确得让我们汗颜。平日里非常寡言，我们讨论时事交换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时，她埋头看大部头的专业着作，对一连串时髦词汇完全无感。文学史课上，我跟老师一唱一和讲段子，一扭头，看到她在默背民国大事记。半年前，她拿了国家奖学金，去了美国交换学习，甚至连留给我的结尾，都让人无语凝噎：宿舍里四人碰杯，我们喝的是啤酒，她拿茶水蒙混。

在每个人都在尽力表现出格的年纪，我很轻易地，判定她很闷。但此刻，我却莫名其妙地觉得她挺炫酷的。

在全班人都在焦虑毕业担忧前程，却又要假装大大咧咧的环境里，她选择了老老实实的活法。在我们踊跃表演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纪，她选择了克己复礼。这种节制的不动声色的活法，好像比荷尔蒙怂恿下的满不在乎更酷耶。她摆明了只想做优等生，她也确实做成了优等生。

我认怂了，不再用无所事事的口吻，来证明自己的炫酷。有些人生来就能用单脚站立，我不行，我需要两只脚踏踏实实地踩在地面上，才能站得很稳。

我虽然怂，但爸爸非常炫酷。年三十的下午，我们在楼下准备烧菜跟亲戚闲扯搓麻将嗑瓜子，他一个人在楼上，翻译一道竞赛经典例题。有一桌三缺一，我妈让我催他下来凑数，我蹦蹦跳跳地跑去找他。

爸爸躲在一沓沓资料里，躲在很重的辞典后面。爸爸老了，发际线越来越高。可是专心的爸爸好酷呀。我跑到他面前，弯下腰问他：你给我腾点地方，我陪你看会书好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