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丘明/夏商周

简介

召公谏厉王弭谤分析

课文研讨

一、整体把握

本文记叙周厉王暴虐无道，用高压手段乃至杀戮来镇压人民的批评，他不听召公的劝谏，结果被人民放逐，遭到灭亡的下场。

全文分三段。

第一段，写厉王弭谤的方法，寥寥几笔，便写出王虐民怨的状况。

第二段，写召公谏弭谤，从正反两面反复阐明不可“防民之口”，恳切有力。

第三段，写弭谤的结果，“流王于彘”，完全应验了召公的谏言。

全文重点是记述召公劝谏之词。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劝谏厉王不能压制人民言论，应像治水那样予以疏导，让人民对朝政畅所欲言，择善而从，改正失误，实现人民的意愿。内容分三个层次。

第一层(“是障之也”至“为民者宣之使言”)，召公用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比喻，说明厉王弭谤的危害性，可谓振聋发聩!“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，民亦如之”，具体说明了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道理。江河堵塞不通，就会引起决堤泛滥，受到伤害的人一定很多。而堵塞人民的嘴，不让人民讲话，也必然会引起类似江河决堤泛滥那样的严重后果。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结论，也是召公的政治主张：“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”就是要让老百姓把话说出来，才是为政者的正确途径。

第二层(“故天子听政”至“是以事行而不悖”)，以“天子听政”一句总领，写了“宣之使言”的种种好处。召公认为，天子处理政事，首先要广开言路，让人民把心里想的都说出来，才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么。这就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，用诗、曲、书、箴等形式进言。“瞍赋”照应并小结献诗、献曲两句，“?诵”两字照应并小结献书、师箴两句。“百工谏，庶人传语”，着重写平民进谏。“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”，着重写亲近者尽规补察。因为是近臣，接触君王的机会较多，所以应尽规劝之责；因为是王亲国戚，对政治的混乱有切肤之痛，更应该弥补君王的过失，更便于督察君王的言行。“瞽史教诲”是说使太师、太史用礼乐之道来对自己进行教诲，以提高自己的修养。前十句着重写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这句着重写听取教诲。“耆、艾修之”则是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、教诲加以整理，作为君王治理朝政时的参考。“而后王斟酌焉”是说君王对上述各种意见考虑取舍，斟酌损益，从而决定施政方针。“是以事行而不悖”，只要按上面所说的办，就能使国家政治立于不败之地，也是“宣之使言”的必然结果。

第三层(“民之有口也”至“其与能几何”)，从正反两方面论述“民谤”直接关系到国富民强的道理。以“土之有山川”和有“原隰衍沃”比喻“口之宣言”，是前一个比喻的深入。即对待民“谤”不仅不能消极被动地“防”，更要积极主动地“宣”。金圣叹在《才子古文》中说：“前说民谤不可防，则比之以川；后说民谤必宜敬听，则比之以山川原隰。”这就更增强了劝谏的说服力。这两个分句说明了“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”，也就是说，让老百姓用嘴发表言论，国家政事的好坏就能够从这里体现出来。“行善而备败，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”，紧承、小结“财用于是乎出”和“衣食于是乎生”两句，也说明了“口之宣言”的重要性。接下来，作者又从反面说明民“言”只能“宣”而不能“壅”的道理。也就是说，即使国君不能“宣之使言”，而采取堵塞的办法，也必然是徒劳的，最终也是注定要失败的。“胡可壅也”，“其与能几何”，连用两个反问句，使结论既简洁有力、不容置疑，又显得语重心长。这一段写召公的谏言，滔滔不绝，一气呵成，把召公的主张抒发得淋漓尽致。

阅 读 鉴 赏召公谏厉王弭谤文中提出的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，“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”，已经成为历代传诵的名言。《荀子·王制篇》说：“君者舟也，庶人者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”。唐朝魏征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说：“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；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”都来源于此，可见这一比喻对后世影响之大。

二、问题探究

1.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什么？

(1)逻辑严密，说服力强。

这篇课文句句相衔，逻辑严密。如第一段：“厉王虐，国人谤王。”“虐”是“谤”的原因，“谤”是“虐”的结果。下文的“民不堪命矣”，也源于“虐”和“谤”。而王的“怒、监、杀”是听了召公劝告后的反应，由怒而监，由监而杀，具有内在联系。“莫敢言，道路以目”又是“怒、监、杀”的结果。全文不过二百余字，却具有“反、正、反”的两次转折。多用短句，每句大多三五字，最多也不过九句，句句掷地有声，读来有一种紧迫感，增加了课文的气势，也使课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。

(2)比喻生动形象。

召公针对厉王的暴政，以“为川”为喻，警诫厉王要尊重民意，体察民情，弭谤犹如壅川，“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”。“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”，寓说理于比喻之中，含有深刻的哲理。把“民之有口”比喻为“土之有山川也”，从积极的方面指出，应当正确认识民“谤”，才能做到“行善而备败”。

(3)详略得当。

课文主要写召公的两次进谏，但详略不一。前一次进谏，只用“民不堪命矣”五个字，可谓惜墨如金，是略写；后一次进谏，运用比喻、排比、反问等修辞手法和类比、对比等论证方法，如江河直下，洋洋洒洒，是详写。对谏辞详写，对劝谏的原因和结果则略写。详者不嫌其繁，略者不显其简，恰到好处。就人物来说，召公详写，厉王和国人略写。

2.本文人物形象有哪些特点？

召公

召公即召穆公，名虎，是西周开国同姓功臣的后代，这时任厉王的卿士。作为西周王室重臣的召公，目睹了厉王的暴虐和朝政的混乱局面，他不得不仗义直言，“民不堪命矣”，虽只有简短的五个字，却包含着召公内心的焦急、沉痛和期待。哪知厉王变本加厉，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措施，造成了“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”的局面。这时，周王朝的统治危如累卵，在众大臣缄口不言的情况下，召公不得不第二次进谏。他这一次进谏，一反原先的委婉之辞，而是直陈利害，严厉斥责厉王的做法是“障之也”。语气的变化反映了形势的变化，也是召公心情的变化。他的第二次谏言，以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为喻，说明统治者如何对待百姓言论，关系着国家的兴衰。先用“川壅必溃”，指出弭谤的危险性。这决不是召公故意夸大其辞，危言耸听，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。再用民之有口，“犹土之有山川也”，“犹其有原隰衍沃也”，指出让人民讲话，可以“行善而备败”，达到“阜财用衣食”的目的。这段谏言，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社稷重臣的远见卓识，也反映出召公的良苦用心。

当然，召公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观点，显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，为维护周王朝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。但他能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，主张“宣之使言”，反对镇压措施，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

厉王

厉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暴君。课文刻画了这个暴虐凶残、刚愎自用、拒不纳谏的独夫形象。他不仅认识不到危机，反而沾沾自喜，他的一怒一喜，表现了他的残忍和昏庸。召穆公直言劝谏，厉王不但不听，反而派卫巫监视敢于批评厉王的人，堵塞言路，屠杀谤者。他的暴虐和顽固，最终落得个“国人流王于彘”的下场。

国人

据范文澜《中国通史》第一册，“国人”是与“野人”相对而言的。住在田野小邑的农夫叫“野人”，住在通都大邑里的工商业者叫“国人”。课文多次写到国人，处处与厉王相对照，又暗合了召公的谏言。“莫敢言”“道路以目”的形象描写，从侧面表现了厉王的暴虐与国人的怨忿。最后的“莫敢出言”，不仅不敢议论国事，就连日常生活也不敢多言了，极写国人受压抑之深、沉默之至，恰似万马齐喑、山雨欲来之状。

关于练习

一、本文重点是记叙召公劝谏之词，清人余诚评点说：“谏词只天子听政一段在道理上讲，其余俱是在利害上讲；而正意又每与喻意夹写，笔法新警异常。”通读课文，说说召公是怎样从正反两方面讲述弭谤的危害的。

设题意图：本题意在让学生重点阅读文章主要段落，经过分析，概括要点。

参考答案：见课文研讨

二、归纳下列多义词的义项。

与 　　　1.失其所与，不知 　　　2.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 　　　3.秦伯说，与郑人盟

以 　　　1.或以为死，或以为亡(《陈涉世家》) 　　　2.以告，则杀之 　　　3.是以事行而不悖

犹 　　　1.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也 　　　2.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 　　　3.犹得备晨炊(《石壕吏》)

流 　　　1.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(《木兰诗》) 　　　2.三年，乃流王于彘 　　　3.三教九流

设题意图：本题意在让学生整理积累已学过的文言词的义项。

参考答案：

与：1.帮助；2.赞许；3.和、跟。

以：1.认为；2.依据，按照；3.因为，“是以”即“以是”。

犹：1.如同，好像；2.尚且；3.还、仍。

流：1.流动；2.放逐、流放；3.流派、派别。

教学建议

一、本文语言上代表了《国语》质朴平实的特色。教学中，要引导学生借助注释，阅读课文，弄清课文大意，了解作者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的民本思想。

二、有些词语与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关，如“卫巫”“列士”“献诗”“瞽”“瞍”“?”“百工”等，在文言文中用得较少，属于比较冷僻的词语，教学中重在帮助学生领会课文的意思，不必在这些词语上花费太多的时间。

有关资料

一、作者、小说诗歌文学作品

《国语》的作者是谁，历来没有定论。相传它和《左传》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。一般的看法是，《国语》的成书有一个过程，最初是左丘明传诵，然后是时人传习，最后经列国之瞽史改编、润色而成。时代大约在战国初年。

《国语》是我国最早的国别史，共二十一卷，分《周语》《鲁语》《齐语》《晋语》《郑语》《楚语》《吴语》《越语》八部分，记叙由西周穆王二年(前990年)起到东周贞定王十六年(前453年)共538年各国内政、外交等事件。全书似乎是编辑各国旧存的史料而成，采择有多有少，以《周语》的记载最详备，其余各国所记，都是侧重在某几个人物和事件上。《国语》的编写意图，是“求多闻善败以监戒也”(《国语·楚语下》)。由于《国语》在内容上比较接近《左传》，又具有同样的史料价值，所以《国语》又有《春秋外传》(韦昭《国语解·叙》、刘熙《释名》)之称。

《国语》的文字质朴简练，文学成就虽不及《左传》，但也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。

二、背景材料

《左传》称厉王为“王心戾虐，万民弗忍”。在厉王统治时期，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，统治者的危机日益严重。《国语》中有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篇，说荣夷公擅长搜刮财物，残酷欺压百姓，而厉王却偏偏重用“好专利而不知大难”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等佞臣，对内封山占水，垄断了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，禁止老百姓采樵、渔猎，断绝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计。对外兴师动众，征伐邻邦，不断加重老百姓的负担。他的倒行逆施、横征暴敛，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，朝野上下，危机四伏，民怨沸腾。这自然引起像召公这样有识之士的忧虑。

三、补充注释

1.卫巫

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天命鬼神，每事必求神问卜而后决。到了周代，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，但统治者仍幻想用鬼神来愚弄人民。所以“巫”在当时具有特殊的作用。韦昭《国语注》说：“以巫有神灵，有谤必知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巫能通神，他能觉察到谁是谤者。其实，课文中的“卫巫”，已完全变成了厉王的耳目和帮凶，是厉王用来镇压人民的工具。

2.公卿至于列士

周代大臣的等级分公、卿、大夫、士四等，而士又分上士、中士和下士，故称“列士”。

3.献诗

当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搜集的歌谣和士大夫撰写的诗篇。流传到今天的《诗经》就是从周代保留下来的这类诗篇的一部分。

4.瞽、瞍、?

他们都是盲人。这里也兼指官职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:“临事有瞽史之导，宴居有师工之诵。史不失书，?不失诵，以训御之。”在先秦文献中，瞽与史，有时合称，有时又分而言之。如《国语·周语下》:“吾非瞽史，焉知天道？”古代乐官皆以盲人充任，据说是由于他们的听觉敏锐，善于辨别音律。但这几种盲人又略有差别。从等级上讲，“瞽”是乐官中的太师(下文“师”是少师，比“太师”级别略低，也是盲人)，地位比“瞍”“?”高。从失明的情况讲，眼睫间有缝隙，内有眼珠而不能见物者叫“瞽”;眼中空洞无眼珠者叫“瞍”;眼中有珠，双睫也能开合，但不能见物者叫“?”，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青光眼。

5.百工

古代的“百工”有三种用法，一可指各种手工艺者，二可指百官，三可指各种乐工。这里，我们认为晋杜预的解释较为确切，即指“各种乐工”，不仅合乎情理，避免了上下文意思重复，而且可通过“乐”字与上文的盲乐官相联系，通过“工”字与下文的“庶人”相联系，在内容上与前后句密切相关。

四、译文

周厉王暴虐无道，老百姓都指责他的暴政。召公告诉厉王说:“人民忍受不了这样的暴政了！”厉王发怒了，找来卫国的巫师，派他监视那些指责朝政的人。根据卫国巫师的报告，厉王就把被告杀掉。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，在路上遇见，也只是以眼神示意。

周厉王高兴了，告诉召公说:“我能制止老百姓的指责议论了，人们再也不敢说什么了。”

召公说:“这是阻塞人们的言论啊。堵住人民的嘴，比堵塞河流更严重。河流壅塞而崩溃泛滥，伤害人一定很多。人民也是这样。因此，治水的人要挖开水道，使它通畅流淌;治民的人也应开导他们，使他们畅所欲言。所以天子处理政事时，让公卿以至列士进献讽谕诗，让盲乐师进献乐曲；让史官进献史籍;让太师进献劝谏的箴言;让无眸子的盲人吟咏，让有眸子的盲人诵读;让各种乐工进谏，让平民百姓把他们的话传上来;让近臣尽力规劝，让王室成员弥补天子的过失，监察朝政;盲乐师和史官以乐歌、史籍之言教诲天子;让国内元老将这些意见加以归纳整理，然后，由天子斟酌处理。这样做事就不致违背情理。

“人民有口，就像土地上有山水，财物用度都从这里出产;又如土地上有高原、洼地、低平之地、水浇之田，衣服、食物也从这里出产。人民用嘴发表意见，政事的好坏就列举出来了。推行好的防止坏的，就能使财用、衣食增多起来。老百姓内心考虑的事能说出来，就应照着实行，怎么能加以堵塞呢？如果堵住了老百姓的嘴，还有多少人会关心政事呢？”

周厉王不听。于是，老百姓再也不敢说话了。过了三年，老百姓就把厉王流放到彘地去了。

五、助读材料

1.关于《国语》作者

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──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

左丘明……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，迄鲁悼智伯之诛，邦国成败，嘉言善语……以为《国语》。

──韦昭《国语解·叙》

昔左丘明将传《春秋》，乃先采列国之史，国别为语，旋猎其英华，作《春秋传》。而先采集之语，草稿具存，时人共传习之，号曰《国语》，殆非丘明本志也。故其辞多枝叶，不若内传之简直俊健，甚者驳杂不类，如出他手。盖由当时列国之史，材有厚薄，学有浅深，故不能醇一耳。不然，丘明特为此重复之书。何也？

──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八十三“经籍十”引

2.关于《国语》的评价

《国语》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。

──《释名·释典艺》

《国语》一书，深厚浑朴，《周(语)》《鲁(语)》尚矣。《周语》辞胜事，《晋语》事胜辞。《齐语》单记桓公霸业，大略与《管子》同。如其妙理玮辞，骤读之而心惊，潜玩之而味永，还须以《越语》压卷。

──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二百九引陶望龄语

吾读《国语》之书，盖知此编之中，一话一言皆文、武之道也。而其辞宏深雅奥，读之味犹隽永。然则不独其书不可訾，其文辞亦未易贬也。

──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二百九引戴仔语

左氏《国语》，其文深宏杰异，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。

──柳宗元《非国语·序》

六、读《国语·召公谏弭谤》(吴小如）

《国语》是先秦史籍，相传它的作者和《左传》的作者是同一个人(都是出于左丘明之手);由于两书内容比较接近，故《国语》又有《春秋外传》之称。有人甚至认为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本是同一部书，原与《春秋》并存，互不相干，后人为了要把它同《春秋》拉上关系，便把其中与《春秋》有关的史实抽出来，分别附在《春秋》的各条之下，称之为《左传》;而容纳不进去的剩余部分，便是现存的《国语》(参看近人钱玄同《〈新学伪经考〉序言》。这个说法我以为不可信。第一，从内容看，今本的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有不少重复的地方，个别叙述还有出入，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作者之手;而《国语》更不是被编写《左传》的人挑选之后的剩余部分。第二，从文笔看，《左传》的作者显得才华洋溢，文思畅达，因此在叙述史实时文学味道很浓，有不少夸张虚构的描写，韩愈在《进学解》中称为“左氏浮夸”，是有道理的。而《国语》的文章朴实无华，谨严拘束，没有《左传》那样锋芒外露，才气纵横。从文章风格来看，《左传》往往出奇制胜，而《国语》则多以平正见功夫，显然不是一个作者写的，更不是一部书的两个部分。这篇《召公谏弭谤》系从《国语》选出，足以说明其文章平正朴实的特点，以见出它与《左传》异趣之处。

这篇文章的确写得简洁朴实。召公进谏的一段话恳切扼要，并不像《左传》中的外交辞令或《战国策》中的游说之词那样变化驰骋，纵横捭阖。他只是要把阐述的意见老老实实、有条有理地讲了出来，这同样也起到应有的感人作用。周厉王暴虐无道，没有接受召公的劝谏，所以遭到可耻的下场;但作者记载这段历史，却是为了警告后来的统治阶级(特别是最高统治者），应该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点，多听听底层社会的意见，天下才能长治久安。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。

第一段写弭谤的由来。厉王所以要“弭”谤，是由于“国人谤王”;而“谤”的由来则缘于“厉王虐”，可见乱由上作，社会真正动乱的原因仍出于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。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，只用了四个字，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。一是“虐”，二是“怒”，三是“杀”，四是“喜”。作为矛盾对立面的“国人”，作者着墨更少。开始是“谤”，不过是口头上的不满而已;而在厉王的淫威之下，人们最后只能用“道路以目”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悲怨。至于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，作者却借召公的口说出“民不堪命”来点明，笔墨经济而有力。由于厉王用杀头的办法堵住了“国人”的口，从而感到高兴，正写出昏暴的统治者因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心满意足的浅见陋识。厉王得意忘形地说的那句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”的狂妄之言，正与上文的“道路以目”相呼应。把一场严峻的社会矛盾只用这短短几句话交代得如此周详而深刻，不能不说作者的文字素养是相当卓越的。

第二段的一、三两节先后用了两个比喻，这是借助于形象思维加强说服力。金圣叹在他选批的《才子古文》中说:“前说民谤不可防，则比之以川;后说民谤必宜敬听，则比之以山川原隰。”前一层以“川”喻“民之口”，是从消极方面打比方;后一层以“土有山川”和有“原隰衍沃”来比喻“口之宣言”，是从积极方面进行比喻。看似两喻并列，实则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，即不仅不应消极被动地“防”，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“宣”。前一喻以“防川”与“防民之口”对举;后一喻则把土有“山川”和有“原隰衍沃”分作两层说，以与“宣言”对举，文势亦见出畸侧之姿态。从修辞用字看，“防”有双关义，挡水称“防”(由名词堤防转为动词），堵嘴也称“防”(用其引申义）;召公说“防”，以与厉王所说的“弭”相对照，其所以用“防”而不用“弭”，正是借“防”字的双关义为喻以阐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。然后更用“壅”“溃”和“决”“导”为喻:“壅”和“溃”与“宣言”的性质是对立的，是从反面对照着说;而“决”和“导”与“宣言”的道理是相通的，是从正面对照着说。最后一节是结论，总承以上三节全部的内容，说明民之“言”只能“宣”而不能“壅”，在上文“弭”“障”“防”“壅”这几个词义近似的字里独选出“壅”字来用，其目的在于暗中点醒厉王，“壅”的结果乃是“溃”，一溃则不可收拾，王朝的政权也就不存在了。这正是作者用字遣词大费斟酌、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。

第二节是正面陈述，用以结上一喻，启下一喻，最见出说理文逻辑严密，层次分明的特点。“故天子听政”句以“故”领起，是承上启下;接着用了个“使”字，然后罗列若干结构相同的并列句，至“耆艾修之”，用一“之”字截住。再用“而后”“是以”两个转折连词把道理讲完，显得很周密完整。这里面又分几个小层次。“献诗”“献曲”“献书”，这是使王览读的;“箴”“赋”“诵”“谏”，这是使王聆听的。这些见和闻的内容，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，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。下面的“传语”“尽规”“补察”以及带有小结式的“教诲”和“修”，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，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，从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。可见这些句子虽同属于并列的动宾句型，依旧有微细的差别，却又层次井然，有条不紊。如果“听政”的统治者真能把这些意见“斟酌”采用，自然会“事行而不悖”。至于相反的情况则略去未说，这是由于第一节已用比喻点透，无须重复了。

召公说的“天子听政”一节话，我以为是有根据的。这大约是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王朝政权，统治阶级才如此周详地设官立法，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“天子”加以告诫和监督。到厉王时，这些规定可能早已废堕不修了。召公之所以不惮烦地仔细陈述，其目的不外两个: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复，二是对“文武之道”、“成康之治”有所憧憬，看似“发思古之幽情”，实带有理想愿望的成分。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，也提倡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，与此正是一脉相承的。

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召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，只有三句话。一句说厉王，一句说国人，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，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。这中间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，只把事实的结局告诉了读者，文笔简劲到无以复加，而读来却余味无穷。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要“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、句、段删去，毫不可惜”，这实际上意味着文章应该“浓缩”，即用最精练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来。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适足以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例。

(选自《古文精读举隅》，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，有删节)

七、《召公谏厉王弭谤》赏析(陆明)

本文选自《国语·周语上》，是《国语》中的名篇之一，体现了《国语》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。

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一则历史事件:周厉王施行暴政，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。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，要“宣之使言”，而周厉王“弗听”，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，结果国人奋起反抗，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。这一历史事件，文章叙述完整，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，而且有发展和结果。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，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，表达了“民言不壅”，必须“宣之使言”的真理。基于这样的立意，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谏词上，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。全文共260多字，用于对话和记言的多达200来字，而召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，是全文的精华之笔，体现了《国语》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。

厉王强禁舆论，采用“监谤”和“杀之”的残忍手段来消除谤言，从而引出召公的劝谏。召公全部谏词的中心论点是:“民言胡可壅？”“为民者宣之使言”。为什么民言不可“壅”而必须“宣”？这是谏词要加以论述的。召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，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。首先用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作喻，用“防川”来喻“防民之口”，说明民言不可堵。接着又用“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”作喻，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。召公将民比作水，自然贴切，将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，浅显易懂。显然，召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，任何东西无法阻挡它，任何堵的办法，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。所以聪明的治水者“决之使导”，采用放的办法，疏通河道，使水流得欢畅，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，养育了百姓，国富民泰，化水害为水利。故“决之使导”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，是上策，由此过渡到“为民者宣之使言”，合乎逻辑，既自然，又中肯，言简意赅，说清了道理。光有道理是不够的，还需有“宣之使言”的具体措施。这措施是广开言路，让各种人献言议政。召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职责和方式，“王以此斟酌”，才能“事行而不悖”，大治天下。

“宣之使言”到底有多大好处？召公觉得还需推进一层，于是他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。他说:“民之有口，犹土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;犹其有原隰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”，以土之有“山川”“原隰衍沃”来比喻民之有“口”,“山川”“原隰衍沃”生产出人民赖以生存的“财用”“衣食”，可见“山川”“原隰衍沃”之重要。那么民之“口”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，推行人民认为好的，防范人民认为坏的，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，这是国家生死存亡、治乱兴衰的大事，可见民之“口”的重要。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，其含义又很深刻、警策。

召公以水设喻，以土设喻后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:“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？”从反面又将论述推进一层，天衣无缝地将两个设喻融合成一股逻辑严密的强流，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，使得人们不断地去思考。

这里，形象的比喻，使人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，使深奥的道理变得直观、生动。

本文偏重记言，善于用精彩的对话来描述事件，阐明主旨。但文章在叙事上又别具特色，全文叙事，无一字之累赘，至简至练，极其概括，富有表现力。文章开头用了40个字，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。请看:“厉王虐”，一个“虐”字概括了厉王残忍的所作所为。“王怒”，一个“怒”字浓缩了这个暴君的专横而愚蠢，没有理性，视忠言为逆耳的个性特点。“使监谤”,“以告，则杀之”，描绘出城内笼罩着的白色恐怖。“道路以目”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国情。而在结尾的18个字里，只用了“流王于彘”四个字，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。这四个字隐含了多少史实？国人三年来忍无可忍的生活，国人暴动前的准备，暴动时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，活捉厉王的精彩情景等等，作者都没有写，只用了这四个字来概括厉王的结局，真是精练到了极点。

此外，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动，特别是暴君周厉王，文章完全略去了外形的描写，重在内在性格的揭示。用“怒”“监”“杀”三个动词写出厉王的残忍、暴虐，用“怒”“喜”写出了厉王的愚蠢。文章的结尾“国人莫敢出言”与开头的“国人莫敢言”照应，仅多用一个“出”字，国人反抗的程度有了质的变化。从思想价值来看，本文提出的“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”,“为民者宣之使言”的思想，具有民主因素，尽管其立足点是为了维护厉王的统治，但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，看到民言的重要，要求广开言路，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。

(选自《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