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厚实木门后的晋商:孔祥熙故乡的财富故事

2015-12-11

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,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轻夫妇,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,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——山西。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,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、充分。

这对年轻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。日后,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。宋蔼龄对这次旅行,内心充满了不安。

1973年,美国传记作家罗比·尤恩森,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:“据她所知,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,原始的。”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,宋蔼龄完全想错了。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,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,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最奢侈的生活。罗比·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,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。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,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。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,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。

“比邻而居”的晋商集团

清咸丰三年,公元1863年,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。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:“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……四海之广,岂无数十巨富之家。臣耳目浅陋,然所目击者……如山西太谷县孙姓,富约两千余万,曹姓、贾姓富各四五百万,平遥县之侯姓,介休县之张姓,富各三四百万……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,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。”

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,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。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。这么多有钱人,在一段时间里,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,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。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,大概不会是因为“引车卖浆”或是“织席贩履”这样的小买卖,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。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,大家“比邻而居”,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,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。

那么,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?

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:晋商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。在明朝初年,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,晋商就利用这个开中法,在西北地区兴起。到了明代中叶,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,一个大的商人集团。我们讲商帮,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。它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为主来组成的。这个到了清代,晋商就进入鼎盛时期。

1912年,这一年是民国元年,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,回到北京。

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,变法失败后,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,他先是逃往日本,后来还曾到英、美等国游历。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,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。

回国之后,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。要振兴经济,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,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。在这个场合,他说了这样一段话,“鄙人在海外十余年,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,常无辞以对,独至此,有历史,有基础,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,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。”

这些话并不是客套。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,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。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。

种种事实,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。在中国历史上,在山西这个地方,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。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,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,在政治、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,此后,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——晋商。

豪宅反映的“晋商文化”

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,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。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、19个小院构成,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,房屋313间。

到过这里的人,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,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。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,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,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。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,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,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。

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,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。面积规模由小到大,建筑样式由简到繁,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。一些建筑的历史,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。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,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。

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,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,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,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。

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、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。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诉说:“天下富家,积资满五十万以上,方居首等”,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,其中“山西三姓,徽州两姓”。

明人沈思孝在这本《晋录》中说:“平阳、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,非数十万不称富。”

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、万历之时,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。

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: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,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,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。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,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。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,中原地区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。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,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的时候,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。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,当时河北、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。

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:很多县志,包括浮山志、翼城县志、临汾县志,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,都谈到一点,由于土地瘠薄,人口稠密,生计不好维持,所以只好外出,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。

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

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,但不管谁经商,做什么生意,都得有商品可出售,山西既然土地贫瘠,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,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?

最古老的商人就是晋商

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,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,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,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,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。和晋商,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,那就是盐。 山西南部的盐池,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,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。

《山海经》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: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,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。

到了春秋时期,《左传》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。汉代时,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,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。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,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,地位也十分重要。

不仅如此,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。

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黄纯艳:春秋时候管子就讲,盐是“十口之家,十人食盐。五口之家,五人食盐。无盐尔,饿死而肿。”你如果不吃盐,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,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。人人离不开盐,那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,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。

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:日本学者宫崎市定,他写了篇文章叫《历史与盐》。在这里头他认为商贾的贾,就是出于弊,而弊呢?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池盐。他还认为,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。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国最古老的商人,恐怕就是山西商人。

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,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。在周朝的史书《国语》中,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。“绛邑富商,其财足以金玉其车,文错其服,能行诸侯之贿”。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。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,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,穿着华丽的服装,来往于宫廷之中。

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猗顿的人。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,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。《汉书》中用“赞拟王公,驰名天下”这样的词形容他,可见在当时,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,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。

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?

晋商“挟轻资牵车走四方”

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栋: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,蒙古人就跑到北边,都跑掉了,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。后来,有一部分人,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要追他,要消灭他。朱元璋感觉到,刚统一,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。因此就说,不要追了,以后再说。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。”

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: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一样的,驻扎了大量的军队。而且根据研究,军队的人数非常多,一度达到了120万人。120万人相当于说,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,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。什么人来供应呢?商人来供应。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?山西商人来供应。

山西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:洪武三年,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,有个叫杨宪的,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,提出个建议。利用政府控制食盐,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。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,盐引说得白一点儿,通俗一点儿,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,就像粮票布票一样。商人拿上盐引了,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,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,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。你拿这张引票,就可以去两淮、河东盐池换盐去,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。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,商业讲究差额利润,就很大。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:一个是利于国家;第二便于商人,惠商;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,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。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,朱元璋很感兴趣,下令推行全国。

“开中制”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。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,是“山西商人”无法改变的,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,来换取卖盐的特权。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,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囤积粮食的条件,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。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?

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,他的名字叫张允龄。他早年丧父,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,就踏上商旅生涯。后来他的儿子,内阁大学士张四维,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:“吾蒲介在河曲,土陋而民伙,田不能一援,缘而取给于商,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,十室九空。”

这段文字虽然很短,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,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。“挟轻资牵车走四方”,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。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,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,再往南的山东,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。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,担着担子,将中原、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。在这种贸易中,不利的自然条件、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山高水长,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。而多余的农业人口,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。

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,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。推着木轱辘小车,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,在崇山峻岭中穿行。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,还要耐得住寂寞,耐得了思乡之苦。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,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,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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