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岁大学生范书恺总结在清华第一年觉得“比高三还要辛苦”

8月27日上午，清华大学启动新生军训，机械工程系最小新生、13岁的范书恺格外显眼，他就是通过“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”进入清华的。

“你知道农村孩子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？”接受采访时，这个身高一米八、皮肤黝黑的男生突然问道。

“是自卑。”他自问自答。说完这几个字，杨弘毅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，再抬起头时，满脸泪水。

3年前，18岁的杨弘毅读高二。那年的国庆节，他的母校——某国家级贫困县的唯一一所高中，选拔了30名成绩优秀的贫困生到北京，游清华、爬长城，杨弘毅是其中之一。

第一次来北京，杨弘毅感觉挺兴奋，但对于考清华大学这件事，他那时“连想都不敢想”.

确实，近年来，寒门学子上名牌大学的几率越来越小。有研究表明，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。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跌至一成多，清华大学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%.

为扭转这一状况，2012年3月，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出《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），决定自2012年起，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每年专门安排1万名左右招生计划，以本科一批高校为主，面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生源。该计划旨在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。

2013年，这一计划招生人数增至3万名。

杨弘毅正是通过“专项计划”进入了清华。2012年，跟杨弘毅一样，通过该计划进入清华的贫困地区考生一共30人。这一年，清华大学自己也推出了“自强计划”,跟中国人民大学的“圆梦计划”一样，该计划面向的是“长期学习、生活在农村地区、边远贫困地区或民族地区，且自强不息、德才兼备的高中毕业生”.该计划2012年共录取29人。2013年，通过“专项计划”和“自强计划”进入清华的贫困地区学生达到76人。

清华大学招生办向中国青年报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，目前，这些寒门学子有不少分布在水利工程系、化学系、机械工程系、生物医学工程系、工业工程系等农村地区紧缺的专业人才领域。

然而，种种状况表明，这群学生在融入着名大学的过程中，遭遇了种种难题。尽管，为了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学校，顺利学习和生活，各大高校都出台了多项帮扶政策，如清华北大的“双导师”制、与知名校友“结对子”等，但是，一些现实问题仍在困扰着他们。这也表明，事关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，每一个环节都值得重视。

差距

“在我之前，我们高中十年没出过上清华的学生了。”杨弘毅坐在清华大学最大食堂的一个角落里，局促而迅速地吃着午饭，“我一会儿还有课，暑假小学期的专业课，很难”.

1992年，杨弘毅出生在黄土高原一个只有30户人家的小村庄，父母都是农民，家里3个男孩，杨弘毅最小。一年一季种在20亩梯田上的玉米，是家庭收入最主要的来源。杨弘毅的母亲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在家，父亲念到初中毕业就没再继续念下去。

而现在，杨弘毅的3个室友都来自省会城市，其中一个有生物奥赛加分，一个是体育特长生。他的经历，在室友们看来不可想象。

不像城市里的小学，他上的小学只有一间教室，一到六年级的20个学生全挤在这间教室里上课。唯一的老师给其中一个年级讲课时，其他年级的学生就做作业。

上到小学三年级，杨弘毅觉得村小实在太差了，想转到县里的学校，但没有小学愿意接收，觉得他会拖班级的后腿。后来，一个在县城中学当会计的亲戚帮了忙，“硬把我说进去了”.

县城的教育经历让他很压抑，“基础差，拼音念不准，语文老师都笑话我”.

2012年6月，复读了一年的杨弘毅再次参加高考。报志愿时，班主任向他推荐了“专项计划”.

“这个计划，当时在我们省只招一个专业的学生，就算录不上也不影响第一志愿，我就报了。”结果，杨弘毅以低于清华大学在该省录取分数线30分的成绩，成为该省当年唯一通过这个计划进入清华园的学生。

回想起来，杨弘毅已很难记起刚来清华时的兴奋。他印象深刻的，是在清华上的第一节专业课，紧张而不知所措。

“一上课，没听懂，心里很紧张，感觉周围人好像都能跟上。”课下，他按老师的讲义恶补，仍然收效不大。此后，就跟“条件反射一般”,他一上课就紧张，越紧张，越听不懂。

除了课堂上的自我施压，与同学的比较也让这个昔日的好学生“压力山大”.

谈到和其他人的学习差距，杨弘毅停下手中的筷子，眉头紧锁：“我真觉得自己悟性不够，智商低。我课后做四五个小时都做不出来的题目，很多人课上就做完了。”

学习的压力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健康。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去了校医院，拿回来一张“强迫症”的诊断书，“断断续续吃了两个月的药”.

同样感觉学业受挫的，还有来自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温发琥。他是清华大学首批“自强计划”选拔出的29人之一。

温发琥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父母在镇上摆摊卖水果，“勉强维持生活”.高考那年，清华在甘肃理科的录取线是658分，他考了625分。借助“自强计划”的选拔，温发琥进入了清华。这在他的中学是件大事，因为该中学也已经十年没出过考上清华的学生了。

但这种荣耀很快就被学业压力盖过。2012年11月，第一次期中考试，温发琥的几门功课分数都在70分左右，颇感心情不顺的他，在网络上感叹道：“我真想知道，自己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待在这个地方。”

被英语系录取的张辉也是如此，他入学后“很头大”:“我当时没想到会被调剂到英语系，第一志愿报的是法学院，没录上。”

高考前两个月，张辉得知自己通过了清华大学“自强计划”的选拔，满足高考总分降60分录取的条件。让张辉头疼的是，英语并非自己的强项，而同班同学多为大城市重点外国语学校保送或考入的学生，“听力和口语基础都比我好太多，我感觉很难追上他们，努力之后成绩也还是居中下游，大一整个学年都挺消沉的”.

苦恼

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，杨弘毅只有在家乡才能感觉到家乡人对这一身份的“骄傲与尊重”.

但清华园的生活跟他原来预想的不一样。没来清华前，杨弘毅憧憬的大学生活轻松而又丰富多彩，“除了学习，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”,他对社会工作很感兴趣，也期待遇到一个“质朴、善良”的女孩，在校园谈一场恋爱。

然而，过去的一年，他的校园生活既简单又辛苦。除了偶尔踢场球，他的其他课余时间都用来上自习，“补差距”.

总结在清华的第一年，他觉得“比高三还要辛苦”.

他用足球场上的释放来帮自己减压——与一帮不认识的人踢球，“出一身汗，回去冲个澡，感觉特别好”.

大一上学期，杨弘毅加入了系里的足球队，但队里“很多学长踢得太好了”,他还一直没获得上场的机会。

周末时，他偶尔会和原来的好哥们儿网上聊天。高中同学中，和他一样通过“专项计划”进入名校的有4个，“分别去了浙大、上海交大、西安交大和哈工大，学习这块儿，我也和他们交流过，都感觉压力很大、很吃力”.

心里不好受时，杨弘毅找到心理老师求助，老师让他“换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，多想一想自己的优点”.

杨弘毅对此更茫然，不知道自己有啥优点。

与杨弘毅同专业的赵齐峰，也是通过“专项计划”进清华的，境况更不容乐观。他因为跟不上所在专业的学习进度，曾多次向招生办提出转系申请，但专项生招生计划规定，“专项生在校学习期间不转学，不转专业”.

赵齐峰的同学透露，他在大一第一学期挂科两门的情况下，开始消极厌学，“每天读小说，写写诗，挺逃避现实的”.

张辉的苦恼，则在于心事无人倾诉。张辉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，“一年到头，就过年时回家几天”.他高考时，父母也不在身边。现在每周一次的“亲情通话”,话题多围绕“身体上的嘱咐和关心”,往往说不到10分钟，电话就挂了，有心里话也没法说。